金融是當代中國的一門顯學和熱門話題。有的將金融等同于資產評估、風險、貨幣發行等，甚至有一種觀念將它簡單地與錢聯系起來，仿佛金融充滿了銅臭味。2013年7月，美國著名金融學家、耶魯大學教授威廉·戈茲曼曾受邀到清華大學講授第一屆量化歷史講習班課程，他新近撰著的《千年金融史》，則從歷史角度扭轉人們各種偏見，重新審視金融的本質。戈茲曼教授收集了大量的中國金融史資料，其深情的簡體版序言肯定了中國古代金融史上的偉大創舉，更寄望中國對世界金融作出更大貢獻。

金融只是一種機制，是將要素更加優化的配置。一般認為經濟學是解決資源有限性與人類欲望無限性之間矛盾的，它優化配置需要將多種要素匹配起來。《千年金融史》告訴我們，金融具有四個關鍵要素：在時間上重新配置經濟價值；重新配置風險；重新配置資本； 擴展資源重新配置的渠道和復雜程度。所以，金融絕非簡單的錢，而是要跨越時間和空間去解決資源有限性與人類欲望無限性這對矛盾。所以，金融不就是現代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嗎？

金融是一種技術、工具和制度的網絡，用以解決復雜的文明問題，金融創新關乎人類文明進程。《千年金融史》第一部分展示了文字的出現、城市化、數學等人類文明起源與金融的關聯，我們也由此看到古代西亞文明、印度文明、中國文明、希臘文明、羅馬文明興起背后的金融創新。西方歷史上出現過用鍥形文字書寫的抵押、契約、貸款、期貨、合伙協議和信用證等文件、雅典貓頭鷹銀幣、羅馬共和國時期包稅人公司等。

第二部分是專門介紹古代中國的金融創新。在第三部分中，我們看到威尼斯里亞爾托市場債券、法國年金、特許公司等，有力支持了跨大西洋貿易和跨時空的要素配置。在17世紀末到18世紀初，歐洲銀行制度、結算制度和證券交易市場逐漸完善。這些都構成和推動了歐洲興起的金融創新。在第四部分中，我們看到20世紀以來金融的大變革以及對金融未來的展望。

中國的金融制度就歷經了從事官方借貸的泉府、唐朝飛錢、宋代“交子”等金融技術創新，也有子母相權論、稱提之術等金融理論。中國的獨特發展路徑證明，可以探求適應商業發展的多元的金融工具和金融制度。《千年金融史》包含了許多中國古代金融創新的內容，作者筆下對《管子》和管仲的推崇、對交子的肯定、對買辦之努力的正視等告訴我們，中國先哲在世界金融史上有一定地位，他們是最早一批清晰闡述“看不見的手”對于經濟促進作用的人。

《千年金融史》不再是只有西方而無中國的金融史，更直接提出了金融史上大分流的問題，中西方在金融發展上的差距的出現早于技術進步上的差距，“如果19 世紀東西方工業上的發展差異源于金融差異，并且晚于金融差異出現，那么如何、何時以及為何產生了這種差異？歐洲如何建立了超越中國的紙質經濟？”這個問題值得國人深思。

戈茲曼教授指出，中國的金融技術在時間維度上存在缺失，在國家層面，“至少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中西方金融制度出現分流的原因就在于在歐洲國家意識到人們對于債券的驚人需求時，當時處于宋朝的中國還沒有發展出國債機制。”或許，問題的關鍵就在于政府的強弱。因為“羸弱的歐洲政府在中世紀晚期和文藝復興時期一直訴諸赤字財政和發行債券”，中國政府卻繼續選擇通脹或者加征稅賦，這導致了民間投資沒有發展起來。“當19 世紀時的鐵路公司想要募集資金來鋪設鐵軌、制造車廂時，它們能夠聯系到一大批愿意為未來的穩定現金流支付大筆金錢的投資者——那時已經存在投資機會的需求和能夠開發滿足需求的產品的系統技術。相反，中國很少用有組織的方式來將個人投資者的資本和有技術優勢的企業聯結起來。”雖然明清時期中國國內市場整合不斷成熟，出現了山西票號和錢莊所代表的金融創新，但現代工業革命需要相應的金融變革，從資本角度支持現代科技創新和工業發展。正如希克斯所言：“工業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

顯然，中國沒有做得很好，出現了金融制度上的西學東漸。到19世紀晚期才在香港成立了現代股份公司，在上海成立了股票市場，承銷中國政府債券。近代中國陸續發展了銀行、股票等現代金融制度，與世界其他區域金融制度基本一致，中外金融制度由此融合在一起，構成了中西金融制度史上的大合流。

《千年金融史》用通俗的語言告訴人們金融的內涵、價值、重要性，中國的未來也絕對離不開金融創新。中國的金融創新離不開改革，它絕不僅是金融技術上、器物上，而是思想上的革新。只有讓中國金融包容更多的要素，金融的張力才能體現。